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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中美关系在2008年表现出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两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复杂交融”的阶段，对美国的次贷危机，中国即使不想参与，但事实上是无法置身其外的。一方面，中国国内有些呼吁，一些决策者也被所谓的“百年难遇”的投资机会所吸引，因为中国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和大量现金，美国的一部分“百年老店”纷纷邀请中国加大投资。该不该适时出手来收购一些知名品牌企业，对正要“走出去”的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另一方面，鉴于前几年中国所投资的一些公司（如黑石公司等）在此次危机中也深受其害，中国的决策者也十分明白，想把美国的危机转为中国的机遇还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要不要把我们的外汇储备也部分地转化成投入美国的“热钱”，或者兑现成能给中国带来长期经济回报并对巩固中美关系有利的在美优良资产，其关键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必须避免自身可能带有的“轻率赌博”的心态，要继续推进我们金融和投资企业的结构性改革，在中国逐渐加大资本市场的开放力度，争取在“主权基金”之外，还能形成一个中国参与并占相当主导地位的“全球基金”，以国内、国际优势来确定中国的具体投资方向，争取不断积小胜为大胜。

　　当然，我们的投资方向不一定局限在美国市场。例如，现在有些人建议我们购买新加坡的一些股票，因为在他们看来，新加坡受美国资本市场变动的压力很大。美国的危机已经造成了其市场难以再发行新股票的困境，因此不少很有发展潜力的公司现在正在筹划在新加坡上市。如果能抓住机遇，中国的对外投资还是有利可图的。

　　另外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中国在确立自己投资目标的时候，一定要在某种程度上顶住美国的压力，不让美国的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的金融特别是货币政策。倾听美国并满足他们一些要求是必要的。毕竟，美国经济能否复苏，关系到中国的出口、就业率等一系列问题。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要特别警惕美国和其他国家对我们的称赞，因为美国人最习惯于悲悲切切地谈自己的问题，而我们常常沾沾自喜谈自己的成绩。美国人已经习惯了“我是世界的中心”这个观念，平时强迫其他国家要遵守美国的贸易法则来发展经济；在危机过程中，也没有放弃要塑造一个全球经济“朝贡体制”的努力，希望能利用各种手段、各个国家的资源来化解自身的政策困境。

　　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更深入理解美国的经济决策、政治决策体制，争取做到不急不躁、操之在我。比如，中国能不能在考虑商机的时候也制定一个国家战略规划，毫不客气地“抢夺”或吸纳一些我们发展迫切需要的金融人才？我们能不能总结美国这次危机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为下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争取一些具体的建设性成果？中国的发展已经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内政，这使美国不得不进行某种“痛苦的心理调节”，在接受中国的同时，美国也在试图为应对中国崛起而进行内政外交转型。美国心存深度忧虑，认为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如环境污染、人口膨胀、贫富不均、银行系统坏账等等，都会直接影响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两国经济交往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已经有美国政客喊出了要对中国的“经济扩张”也“打一场反恐怖的经济战争”的口号。美国大选的落幕，很有可能带来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新的冲击，无论谁当选，双方的经济对话都将继续下去，但美国人也会继续跟我们谈贸易赤字，谈货币升值，谈产品质量控制和劳工标准等一系列问题。为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及时做好各种预案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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