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K0DZ4作者:吴梦启finance.huanqiu.comarticle《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智库的“五力模型”/e3pmh1hmp/e3pog428d/e3pt4sbsa【环球网 记者 吴梦启】2013年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后,新型智库建设获得迅速发展。最近,由中信出版社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博士和秘书长苗绿博士联合撰写了《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对全球智库发展进行了梳理,并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了相关建议。在《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当中,作者首先总结了智库在国家发展建设当中所具有的作用。“智库,具有产生新思想、影响政治决策、引导舆论、教育公众、储存和输送人才、开展二轨外交等功能,影响甚大,被称为所在国立法、行政、司法权力机构之外的‘第四力量’。纵观世界史,几乎每个大国崛起的背后,都有来自智库的力量支撑。”本书作者苗绿博士对记者说。 全书以大篇幅对过去百余年各大国智库进行了研究。作者以英国智库作为研究起点,指出英国智库起步于工业革命之初,开欧洲智库先河。在上个世纪,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民经济和社会研究所、政治和经济研究所以及亚当·斯密研究所为代表的一批智库为英国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本。在美国,兰德公司在冷战时期主导了美国的核战略,影响了肯尼迪的外交政策,谋划了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还主导了小布什政府的外交军事战略;外交关系学会则参与设计了联合国宪章的主要部分,提出遏制苏联,参与谋划马歇尔计划。在德国,1970年代的联邦德国政府意识到咨询工作的重要性,建议政府各部门各行业建立咨询部门,并由政府资助五年,最后出现了以反腐败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透明国际等智库。而在苏联1950年代的“解冻”时期产生了俄罗斯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以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为代表。相较于欧美智库动辄百年以上的历史,亚洲智库出现的时间不算长,但是在日本影响深远。野村综合研究所作为日本智库当中的佼佼者,曾深度参与日本政府制定的ICT国家战略研究。正因为智库在国家战略中所发挥的重要的、建设性的作用,以至于1971年美国学者保罗·迪克逊在其著作《思想库》中将其称为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本书的书名即来源于迪克逊的这种说法。在中国,智库的兴起是近几年的事情。《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的重点主题是对中国国内智库的角色、作用和背景在宏观叙事的框架内进行了分析。本书认为,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国庆,有西方无法比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中国政府的决策机制科学化特别需要智库的参与,以弥补思想出口单一、论证不足的问题,有利于推动中国的协商民主建设,完善各级政府决策机制。在外交方面,高水准的智库可以以独立第三方的身份担当民间外交使者,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开辟高层对华的第二轨道。本书作者往回要和苗绿博士在创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前后曾拜访过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等30多家国际知名智库,与上百位智库专家有过探讨交流。王辉耀本人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研究员,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两位作者将他们的经历与感悟,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在本书中总结了智库的创新运营规律,即“思想创新力、研究支撑力、社会传播力、国际输出力和政策影响力”的“五力模型”。这个模型对深入了解中国智库目前的运营和发展状态,极具参考价值。1487555940000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陈超环球网148755594000011[]//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7/0220/10/01/20170220100103227.jpg
【环球网 记者 吴梦启】2013年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后,新型智库建设获得迅速发展。最近,由中信出版社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博士和秘书长苗绿博士联合撰写了《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对全球智库发展进行了梳理,并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了相关建议。在《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当中,作者首先总结了智库在国家发展建设当中所具有的作用。“智库,具有产生新思想、影响政治决策、引导舆论、教育公众、储存和输送人才、开展二轨外交等功能,影响甚大,被称为所在国立法、行政、司法权力机构之外的‘第四力量’。纵观世界史,几乎每个大国崛起的背后,都有来自智库的力量支撑。”本书作者苗绿博士对记者说。 全书以大篇幅对过去百余年各大国智库进行了研究。作者以英国智库作为研究起点,指出英国智库起步于工业革命之初,开欧洲智库先河。在上个世纪,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民经济和社会研究所、政治和经济研究所以及亚当·斯密研究所为代表的一批智库为英国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本。在美国,兰德公司在冷战时期主导了美国的核战略,影响了肯尼迪的外交政策,谋划了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还主导了小布什政府的外交军事战略;外交关系学会则参与设计了联合国宪章的主要部分,提出遏制苏联,参与谋划马歇尔计划。在德国,1970年代的联邦德国政府意识到咨询工作的重要性,建议政府各部门各行业建立咨询部门,并由政府资助五年,最后出现了以反腐败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透明国际等智库。而在苏联1950年代的“解冻”时期产生了俄罗斯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以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为代表。相较于欧美智库动辄百年以上的历史,亚洲智库出现的时间不算长,但是在日本影响深远。野村综合研究所作为日本智库当中的佼佼者,曾深度参与日本政府制定的ICT国家战略研究。正因为智库在国家战略中所发挥的重要的、建设性的作用,以至于1971年美国学者保罗·迪克逊在其著作《思想库》中将其称为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本书的书名即来源于迪克逊的这种说法。在中国,智库的兴起是近几年的事情。《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的重点主题是对中国国内智库的角色、作用和背景在宏观叙事的框架内进行了分析。本书认为,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国庆,有西方无法比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中国政府的决策机制科学化特别需要智库的参与,以弥补思想出口单一、论证不足的问题,有利于推动中国的协商民主建设,完善各级政府决策机制。在外交方面,高水准的智库可以以独立第三方的身份担当民间外交使者,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开辟高层对华的第二轨道。本书作者往回要和苗绿博士在创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前后曾拜访过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等30多家国际知名智库,与上百位智库专家有过探讨交流。王辉耀本人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研究员,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两位作者将他们的经历与感悟,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在本书中总结了智库的创新运营规律,即“思想创新力、研究支撑力、社会传播力、国际输出力和政策影响力”的“五力模型”。这个模型对深入了解中国智库目前的运营和发展状态,极具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