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越南经济危机与中国大国责任
西方的“无力”和“无心”表明中国等亚洲主要大国要负起亚洲经济发展的责任。中国的决策者们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如何应付越南经济危机的。
的确，中国在九七年金融危机开始介入亚洲经济事务。中国在那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为中国在亚洲国家中赢得了不少威信与声望，不仅表明中国是一个有责任的亚洲大国，而且也有能力帮助其他较小经济体克服危机。
越南经济危机如果要演变成为亚洲危机，中国责无旁贷。再者，作为崛起中的经济大国，中国也应当负较大的责任。但是从九七年金融危机到这次越南危机已经为亚洲经济大国尤其是中国提出了一个及其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履行大国的责任？
如果亚洲各国经济体的经济危机尤其是金融危机周期性地发生，那么就表明亚洲经济大国就没有履行好责任。经济危机发生了，中国就出手相救。这仅仅是一个经济大国责任的很小一部分。真正的责任在于中国是否能够和其他经济体合作来建立共同的经济和金融体制来防范危机的发生，至少能够把危机的负面影响减低到最低的限度。
说到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救济式的帮助已经变得既无效率也不可持续。一个严酷的现实是，在当今世界，所谓的金融危机正在演变成为国际私人资本和各国政府之间的一场战争。
在全球范围，各种类型的金融家或者私人金融组织已经积累了庞大的足以摧毁任何一个经济体的资金。私人资本往往和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一直是经济全球化最为重要的推动者。
显然，他们也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在今天，私人资本通过由“金融工程师”设计的各种各样的“金融工程”，可以“席卷”和“掠夺”各个国家人民的财富。就是说，这些唯利是图的金融工程师可以随心所欲地制造经济或者金融危机。
那些金融制度不健全而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是他们针对的对象。在这场国际私人资本和政府的战争中，失败的往往是政府。各国政府往往面临各种制度因素的制约，不能采取灵活有效的手段来对付国际资本，但国际资本则表现出巨大的灵活性。创新和风险承担往往是和国际私人资本而非各国政府联系在一起的。
经济的全球化已经为很多发展中国家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困局:如果拒绝进入或者被拒绝进入世界经济体系，那么国家就会停留在不发展状态；但一旦进入这个体系，如果没有能够发展出健全有效的经济和金融制度，那么发展的财富就会被国际资本所掠夺。
为了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选择进入世界经济体系。大量的国际资本的流入，在初期的确可以有效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是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忽视了制度面的建设，同时客观上说建立一套足以抵御国际压力的有效的经济和金融制度需要很长的时间。这就为国际私人资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来制造经济和金融危机，把财富从受害国家转移到国际私人资本手中。
因此，进行制度建设来防御国际资本的掠夺性质和引入外资来发展本地经济一样重要。假设一个国家利用外资发展了本地经济，但如果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就可以得到有关国家的帮助和救济，那么该国的经济制度就不会有很大的进步，下一次危机也难以避免。
从更深层面来说，越南的经济体并不很大。但为什么这样一个并不大的经济体一旦发生危机就会连累其他经济体呢？这就需要人们反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全球化？或者什么样的经济全球化才是值得推动的？另一方面，如果说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那么我们能够做什么可以防御和减少全球化所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呢？
如果意识到经济全球化的这些方面，那么中国等亚洲经济大国也应该知道如何去履行大国的责任了。中国和越南等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性已经很深，一个国家出了事情不可能不影响其他国家。但是可惜的是，亚洲国家实际经济的整合并没有反映到制度层面的区域合作。
因为历史的、政治的和战略的种种原因，亚洲国家还不能建设成类似于北美和欧盟那样的区域经济制度。而一个整合有效的区域经济制度就是亚洲国家的“公共产品”。没有这样的“公共产品”，亚洲国家很难避免无论是内部因素还是外部因素引发的经济和金融危机。
从这个角度来看，和亚洲其他国家紧密合作，为亚洲国家提供这样的“公共产品”才是中国等亚洲经济大国真正的国际责任。（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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