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吴璟桉：提升营商环境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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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环球网  记者  刘晓旭】2019年10月23日，国务院发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在全国掀起了一股优化营商环境的热潮。对于如何贯彻落实《优化环境条例》，环球网财经采访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海上丝路研究中心副主任吴璟桉博士。<img data-alt=""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069681af0b598fbfabfb2d8ca2d17c60u1.png?imageView2/2/w/1260" />吴璟桉博士谈到，近年来，围绕国务院“放管服”工作部署，全国开展了一系列营商环境实践探索。如近期国务院电视电话会议提出的打造全国政务服务“一张网”，“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信用监管等。又如地方探索中，有上海自贸区改革中的“证照分离”和“单一窗口”、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江苏的“不见面审批”、银川的“一枚公章管审批”等。《条例》将近年来“放管服”改革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上升为法规，并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确立对内外资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的营商环境基本制度规范，这是结合本国国情、发挥制度优势、弘扬首创精神的一项创举，向世界彰显了中国继续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决心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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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看，《条例》出台体现三大发展思维，首先是法治思维，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在法治框架内调整各类市场主体的利益关系，营商环境法治化程度越高，市场的开放度和透明度越高，竞争主体的地位越平等，吸纳资本和配置资源的能力就越强。其次是市场思维，聚焦痛点堵点关键点问题，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再者是民本思维，以人民为中心谋划改革，让人民群众进一步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出台带来三大发展红利，为地方发展赋能、促企业释放活力、让人民感到满意。《条例》出台充分体现五大结合，即与新兴技术相结合，与制度创新相结合，与评价追责相结合，与社会共治相结合，与改革赋权相结合，为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提供了立法保障，有利于中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实现中国同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同各国共同发展的良好前景。以下是环球网专访吴璟桉博士提问：环球网记者：上海是中国经济，金融，贸易，科技，信息，文化的中心，如何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城市功能提升？吴璟桉博士：优化营商环境有三个境界，第一个境界是聚焦评价指标，通过对标世界银行和国家发改委营商环境评价指标，利用数据整合、流程再造、制度创新等手段，基础性提高政府管理服务水平和效率，这可以广泛的激发市场活力。如我国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后，日均新设企业由改革前每天0.69万户提高到1.84万户，每千人企业数由2013年的11.4户提高到2018年的23.9户，增加1倍多。第二个境界是推动产业发展，聚焦重点产业，从产业链、业务链整体考虑，在市场准入、发展运营、制度监管等环节，创新探索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措施，解决行业发展痛点，建立产业发展“绿色通道”，推动重点产业快速发展。如我国飞机融资租赁行业早期面临无飞机购买指标、外汇支出受限、关税负担重、飞机需属地报关等发展痛点，而这些问题分散在不同部门。为此，2013年国家发改委、外汇局、海关等部门从整体业务链考虑，出台了《关于加快飞机租赁业务发展的意见》，一揽子解决了其业务痛点问题，促进了融资租赁产业快速发展。第三个境界是提升城市功能，立足城市基础优势，通过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城市汇聚各种要素资源，成为资金流、物流、信息流、商流等要素的“交汇地”，不断提升自身在全球城市网络关系中的节点功能和地位。如迪拜从沙漠中的城市，经过20年改革发展一跃成为与纽约、东京、伦敦齐名的全球城市，全球500强有超过400多家在迪拜设立公司及区域或全球中心，是知名的国际性贸易港口城市和世界第三大旅游目的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以自贸区为引导创造了外企100%独资、免除15年所得税、资本和利润自由汇出等良好的营商环境。上海是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的样本城市，在第一、第二境界的创新实践已走在全国前列，现在要进入营商环境优化第三个境界，聚焦提升城市功能。如为近年着力开展的上海自贸区新片区建设、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举办、全球科创中心建设、科创板建设、总部经济集聚等，不断创新改革土地、人才、财税等政策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加速推动上海成为全球物流、商流、资金流、科技流、信息流的交汇枢纽，不断丰富和发展商贸、金融、文化、科创等城市功能，建设全球城市。环球网记者：您作为资深专家，见证了国内营商环境的进步和优化，请问您是如何看待当前的地区营商环境之间的差异？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由营商环境差异所导致的经济增长模式、动力和反脆弱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吴璟桉博士：从全球城市经济网络关系来看，各个地区、各个城市因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功能定位，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打造方面也会有不同的侧重，也决定了各地营商环境的差异性。全球城市经济网络中，北京、上海等城市属于全球能级型城市，承担我国与全球经济能量交换的作用，这种城市要在市场化、法治化基础上，通过推进总部经济集聚、加强国际贸易流通等方式重点提升资源要素国际流动功能（国际化）；杭州、南京等城市属于区域能级型，承担区域经济发展和辐射带动的作用，这种城市优化营商环境要在法治化基础上，通过降低市场准入、创新监管方式等方式打通产业发展痛点，提升市场配置资源功能（市场化）；一般地级市城市则属于一般能级城市，其优化营商环境侧重点在于制度创新、流程再造，通过“一网通办”、“单一窗口”等方式提升政府服务功能（市场化、法治化）。各地区、各城市要立足自身发展阶段，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资本、人才、技术等各种资源要素流动汇集，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如果不能持续性优化营商环境，就会在全国各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浪潮中落后一步，陷入低水平、粗放式传统招商引资模式的路径依赖，导致地区或城市发展陷入落后和被动。环球网记者：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采取原创性、差异化的优化营商环境具体措施，服务城市发展战略和重点产业发展，形成城市发展特色和优势。关于营商环境的发展，您给好多地方都做过演讲和建议，比如成都、广州、杭州、厦门等地区，请问总体来看，这些特色区域都需要在哪些方面作出改进和努力？代表的城市请具体谈一下发展的案例？吴璟桉博士：对照优化营商环境三个境界，大部分城市都有可优化和改进的地方，部分城市也做了很多创新性探索。境界一聚焦评价指标、提升政府水平层面，全国各地都进行了丰富的创新性实践探索，如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江苏的“不见面审批”、银川的“一枚公章管审批”等。境界二推动重点产业发展层面，如上海为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对进口汽车零部件直接采信CCC认证结果；为促进大宗商品交易发展，对进口矿产品先放行后检测。又如宁波为推动智能装备、新材料产业发展，通过创新应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首批次新材料应用材料保险有效消除了企业应用智能装备、新材料的顾虑，提升了相关企业应对复杂风险的能力。境界三提升城市功能层面，如郑州通过积极争取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落地、大力扶持通航产业发展、推行口岸通关创新等途径打造提升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的功能定位，并因此引聚了大量航空货运“主导型”产业，推动郑州成为德国戴姆勒、宝马公司等高端汽车零配件集散地，微软公司、联想集团电子产品的集散Inditex国内第二大物流分拨基地和UPS公司全国第三大快件中心。又如宁波不断加强义甬州大通道建设，通过公铁联运、海铁联运等多种方式连接义乌、舟山，利用宁波舟山港帮助义乌小商品走出国门。义甬舟大通道建设不仅助力宁波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海陆“桥头堡”，更成为宁波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进一步确定了其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的功能地位。（吴璟桉，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先后曾任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副处长、上海市信息中心经济预测中心主任等职。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副主任。）</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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