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可凡的家族往事王云程曹可凡附照片新沙证明书东方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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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2015-4-7 06:49:18来源:文汇报选稿:方翔原标题: 曹可凡的家族往事（附照片）家是社会的细胞，家族则是这个细胞代谢繁衍的延续，家族的历史必定伴随着岁月的荏苒和社会的变革，也必定沉淀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近年来，家庭的脉络观念慢慢回潮，寻根渐渐成为热点，也因此，知名主持人曹可凡携手家族史学者宋路霞撰写的《蠡园惊梦》的出版受到了广泛关注。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专题讲座上，两人以“如何寻找家族史”为题，展现无锡王家一百二十年五代故人的旧事，成为上海图书馆2015年市民文化节“家文化”系列活动的揭幕之作，反响强烈。无锡的著名园林——蠡园的建造者是王禹卿，其兄王尧臣便是曹可凡的曾外祖父。王氏兄弟凭借自己的精明能干、诚信待人，在上海滩闯出一片天地，成为著名企业家。《蠡园惊梦》以大量史料再现了王氏兄弟的奋斗史，以及王家与荣家、曹家千丝万缕的联系纠葛。从中也反映出民族资本家坎坷的创业之路。风头甚健的寅丰毛纺厂留洋回来的三舅公王云程（王尧臣的三儿子）年仅二十一岁，在申新一厂当副厂长，是当时王氏家族中唯一专职从事纺织业的人，也是当时全国棉纺厂中最年轻的厂长。他留美三年，不仅掌握了先进的纺织专业知识，而且学到了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接受了西方世界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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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申新一厂和申新八厂是连在一起的，等于是两个分厂组成一个总厂，共有十二万五千锭子，一千五百台布机，八千余名员工，号称全国最大的纺织厂，王家也是重要的股东之一。但是这么大的厂，由于管理不善，任人唯亲，人浮于事、事倍功半，“裙带风”的现象非常严重。王云程是美国做派，非常讲究科学管理和工作效率，对厂里现状十分不满，上任后大刀阔斧地整顿，裁员竟达两千余人，在申新系统引起巨大反响。他决心用美国的新式管理方法改造企业，使生产更上一层楼。可惜三十年代初，正是申新系统最最困难的时期，由于种种原因，棉贵纱贱，工厂入不敷出，申新九个厂均出现亏损，1934年竟进入“搁浅”期，不得不由几家债权银行组成的“银团”来掌管申新系统的运营。这对王云程来说是很难过的，自己满腹经纶用不上，还要天天看人家的脸色行事，大有寄人篱下之感……于是很想独立出来自己办厂。那时上海棉纺织厂已有很多，而毛纺织厂不多，达官贵人和太太小姐们穿的毛料衣服基本全靠进口，于是他与父亲及叔叔王禹卿商量，决定办一家毛纺织厂，生产高级西装毛料和时尚的“派力司”面料——此即寅丰毛纺织公司的由来。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绝好的创意，初创时他们集资二十万元，仅有织机二十六台及整染设备一套，由于产品好，销路好，第二年就增资为五十万元，于是又增加了设备和员工，第三年就增资为一百万元，第四年又增资为二百万元。这是王家自己创办的工厂，王家各房各支及亲戚非常拥护，纷纷前来投资认股，投资最多的是王禹卿，于是出任董事长，其他重要股东有王尧臣、陈梅芳、陆辅仁、王云程、吴昆生、王亢元、王云海、曹启东、曹王秀芬、王韩钟秀等。王云程任经理，具体掌管经营事务，厂长是聘请留英回来的纺织专家唐孟雄，吴昆生和施复侯任监察。可是这个厂最初的命运却很坎坷，1937年在苏州河边买好了二十二亩地，厂房已经建得差不多了，“八·一三”沪战爆发，已经建好的厂房被毁于一旦（公司设在江西路421号三新大厦内）。王云程不甘心，又到租界内的东京路（昌化路）租地重建厂房，终于在1938年8月建成投产。生产逐步走向正轨后，采用澳洲进口羊毛毛条，可以生产哔叽、直贡呢、华达呢、马裤呢、西装呢、大衣呢、女色呢、海力司等多种高级毛料，每天可生产各种呢绒二千码，投入市场后很受欢迎，大部分售予当地各呢绒号，小部分直接售予客帮申庄，运销各地。由于该厂所出产品质地优良，所以国货中，该厂的呢绒是唯一获得免税运销资格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海上交通中断，无法获得进口原料，国产羊毛质量欠缺，导致生产一度不振。战后恢复生产，设备更新，又是产销两旺，一年生产呢绒可达三十万码，资本在1949年增至七千五百万元。王云程办厂非常严谨，常常深入车间察看情况，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他常年只喜欢用一种进口男士古龙水，人未进门香气就先进来了，以至于几十年后厂里老人们还记得，只要闻到那特有的香气，就知道是王老板来了。王云程还很讲究人性化管理，对职员和工人不仅提供膳宿，厂里还设有医药室、夜校、篮球场、理发室、洗衣房。员工们如果家庭有困难，可以到厂会计室借钱，哪个员工生病住院，付款有困难的，也可以来厂会计室借钱。所以到如今，上海档案馆的寅丰毛纺织公司的卷宗里，还保存着由会计科长张匡夏盖章出纳的员工借条一二百张，借款的原因五花八门。借条在，说明钱没有还，很能反映老板的慈善之心。卷宗里还有各式各样的捐款收条，从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对于公益事业和市政建设，王云程也是捐款积极分子，为此，还获得了由市长吴国桢签署的《上海市政府奖状》.寅丰毛纺织厂后来发展成一家著名的毛纺企业，与刘鸿生的章华毛纺厂、唐君远的协新毛纺厂、唐晔如的元丰毛纺厂齐名，号称上海四大精梳毛纺织染全能工厂。1951年，上海市私营企业财产重估评审委员会对该厂的“初审核定重估财产值总额”为三百九十一点三万余元。从1956年公私合营时的材料中可知，直至那时王家及其亲属仍是这个企业的大股东。股份最多的是王禹卿。1966年，寅丰毛纺厂与所有当年公私合营的单位一起，纳入国营单位。与沙逊打官司寅丰毛纺厂在王云程的亲自打理下，生意一直不错，渐渐财大气粗起来，鉴于抗战中的恶劣环境，不便于大力扩展，也无心做房地产生意。但是在临近抗战胜利的时候，机会来了，一个偶然的场合，王云程得知上海虹桥地区程家桥一带，有一块不小的地皮有人标价出售。他觉得眼看日本人的尾巴长不了了，抗战胜利就在眼前，日本鬼子完蛋了不是可以大干一场了吗？他与叔叔王禹卿一商量，决定以寅丰毛纺织公司的名义把这块地皮买下来，竟有一百零四亩之大，紧靠虹桥路边还有一栋漂亮的小洋楼，将来无论是度假疗养还是新建厂房，都是很不错的选择。他们是从一个叫金兆海的人手中买下的。但是时隔不久，沙逊洋行的律师来信了，说这是沙逊的房地产，接着法院也出面干涉了，阴差阳错，竟惹出一场长达数年的官司！原来在抗战前，这的确是上海著名房地产大王、犹太富商沙逊的房地产，是沙逊周末度假、遛马和招宴宾客的乡间别墅，俗名“罗根花园”。因为在沙逊之前，这里是另一个洋大人罗根的家园。说是花园，其实那时就是一片庄稼地，沙逊在1931年5月15日从罗根氏手里买下之后，在里面建起了别墅和花圃。当时王云程刚刚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会知道这些细节。十年后，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这个花园被日本人强行霸占。1945年6月间，日本人眼看整个大局对他们来说将不堪收拾，他们很快就要完蛋了，于是赶紧将之出售，卷资逃跑了事。卖出者是日本的“新敌产管理委员会”，买主是一个叫赵志模的商人。赵志模门槛很精，知道这是块是非之地，于是仅隔数日就倒卖给了金兆海。王云程就是从金兆海手里买下了这块一百零四亩的“烫山芋”。一块地皮，两个月间被倒卖了三次，而且是沙逊的“故地”，不能不说是件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一时间在业内传得沸沸扬扬。对寅丰毛纺厂来说，花钱买地，天经地义嘛！王云程一向办事稳健，稳坐钓鱼台，他做梦也没想到，竟招惹了大名鼎鼎的沙逊。果然，两个月后日本鬼子投降了，在重庆的大员们一拨一拨地回来了，沙逊要求收回一切被日本人强占的财产。他先是走官府的路子，上书国民政府的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就罗根花园的归还事反复陈请。据沙逊洋行的董事、代表人欧发达在后来的诉讼卷内说，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于1946年2月13日已经作出批示，准予发还，一方面着令金兆海返还契证，同时通知地政局查照有案。沙逊洋行开始并没有找王云程的麻烦，只是向金兆海追讨，并通过法院想确认，这块地“更迭买卖无效”。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块地毕竟经过三次倒卖，牵涉的人较多，事实上已经到了王云程手里，追讨起来就很困难。作为王云程来说，是从金兆海手里买来的，与沙逊及日本人的“新敌产管理委员会”的“盗卖”均无直接关系，所以，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的批示一拖就是一年，没能落到实处。王云程为固守自己的地盘，派人绕地一周，圈起了竹篱笆，挂上标志，宣称这地归自己所有，别人不得侵犯，还请来法国园艺大师富兰克·汉伯为之规划和承建，要建一座有小桥流水、丘陵起伏、花开四季的休闲度假村。这么一来，沙逊洋行眼看地上的原貌要被改变，将来执行发还起来更加困难，就直接出面跟王云程较劲了。1947年2月10日，新沙逊洋行委托律师蔡汝栋写信给王云程。信中说：径启者 兹据敝当事人英商新沙逊洋行委称：“本行前经理英商上海地产有限公司Shanghai Properties,Ltd.，该公司后并入英商远东营业有限公司TheFar Eastern InvestmentCo.,Ltd.（亦由本行经理）。查上海地产有限公司原置有虹桥路土地九拾九亩七分五厘五毫，受托执业户名为邢鼎丞，丘图亩分详后开。该地于日敌投降前，被日敌盗卖与赵志模，赵志模复移转与金兆海，金兆海复移转与寅丰毛纺织公司。查该地所有权，早由前上海地产公司委托贵律师，于三十四年十月三十日具函向金兆海之代理人路式导律师声明，并经该公司呈准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于三十五年二月十三日批准发还。而该产之强迫威胁盗卖实情，本行执有确凿之书证。其更迭买卖均属无效，该产权为远东营业有限公司所有，实属毫无疑义。乃近据报告，寅丰公司现正在地上筑篱笆，自不得不予以郑重声明并警告，着其即日停止筑笆，交还土地及契据，请为代表函达。”各等语前来，据此合亟函达，至希查照为荷 此致寅丰毛纺织公司经理王云程先生计开被倒卖丘号亩分（略）律师 蔡汝栋启三十六年二月十日对此，王云程自然不予理睬。地是寅丰毛纺公司花钱买来的，怎么能说无效？如果说，在敌伪时期的商业买卖均属无效，那么在抗战八年期间的商业买卖不知千万上亿，能说都无效吗？苏浙皖敌伪产业处理局说是“准予发还”，但这个单位只是政府的行政机关，不是法律部门，涉及土地财产纠纷，理应由法律部门裁定才是正途。至于说是“盗卖”，这是你们的买办邢鼎丞亲自画押出卖的，单据也在你们手里，即便是“盗卖”，也是邢鼎丞参与盗卖出来的，与寅丰毛纺公司何干？至于邢鼎丞有没有拿到好处，只有他自己知道。寅丰毛纺公司花了钱，现在要白白交出地契，还不许在自己买下的土地上筑篱笆，简直岂有此理！其实，新沙逊洋行的情报工作做得很不到位，他们还不知道，在此之前三个月（即1946年11月），王云程已经将到手的六张地契拿到市地政局登记了，已经领到了上海市地政局颁发的土地执业证书，也就是说，地政局也根本没有理会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的批复，已经承认这块地是寅丰毛纺公司的了，而新沙逊洋行还蒙在鼓里呢！同时他们也没弄明白，王云程与王明德并不是一个人，王明德实际是王云程的叔叔王禹卿，他们连人头都没搞清楚，以为王云程就是王明德。有了地政局的尚方宝剑，王云程胸有成竹，更不屑去理会他们的律师来信了。新沙逊洋行看看王云程并不理这个茬，不仅没有停止在那土地上筑竹篱笆，还请来了外国园艺师，在上面挖沟造桥、搭建花棚、大兴土木。他们怕一旦这个大花园建成，改变了土地的原貌，更不利于发还了，于是通过律师，于1947年6月19日向上海市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寅丰毛纺公司停止土木建设，再次申明土地是他们的。上海地方法院予以立案，卷宗为上海地方法院新案全字第一八八号。这个案子沙逊本人并不出面，而是叫他们新沙逊洋行的董事欧发达与该行过去的买办邢鼎丞出面，委托的律师叫蔡汝栋。为确保官司打赢，在此一周之前（6月11日），新沙逊洋行的董事、官司的代表人欧发达还跑到英国驻沪总领事署去郑重宣誓，发表一份《誓约书》，详述了新沙逊洋行拥有这份地产的理由，保证真实无误，并得到总领事葛莱的认同，予以开具了《证明书》。这份《证明书》和欧发达的《誓约书》都作为诉讼书的附件送交法院。除了这些文件之外，欧发达和邢鼎丞提交的诉讼书的附件里，还有十二张照片，都是法国园艺师富兰克·汉伯这段时间的杰作——沪西一片农田上出现了新建的小桥流水、高低坡地、玻璃花房……还有邢鼎丞当初竖立的邢记界碑。这个官司自然是非常棘手的，因为政府的机关与机关之间已经形成矛盾——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批复予以发还，而地政局却予以承认，所以上海地方法院也不知该怎么处置是好，他们各有各的理由，唯一的好办法就是继续调查下去，也就是继续拖下去。其中更重要的是，法院无法回避王云程的律师对于新沙逊洋行当初取得这块土地的合法性的诘问，因为根据中国的法律，以及中国历年来与列强签订的条约，西方侨民或者机构不得在租界以外的市郊拥有土地，新沙逊洋行当年通过中国人购买土地，再转入其公司名下，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此案一拖又是数月，后来终于有裁决了。那时的法院真是敛财好手，他们的裁定是：“债权人等提供中华法币五千万元以为担保后，债务人等及其承揽人富兰克·汉伯不得在本市蒲淞区八图冬字圩十六号十一丘十二丘、十七号七十丘、二十三号三丘四丘、二十四号一丘土地，九十九亩七分五厘五毫土地上种植工作、建筑挖泥开河、变更地形等工作，并不得设定任何权利。”至于这些土地的所有权究竟归谁，法院只字未提！新沙逊洋行想不到前后忙活了两年多，得到这样一个花大钱的裁定。也许他们认为能有这样的裁定比没有总好，可以步步为营，先限制住寅丰毛纺公司的行动，然后再进一步打官司嘛，还可以向高等法院起诉。还没等最高法院作出反应，上海解放了差不多与此同时，上海高等法院的判决也宣布了，并将主文刊登在1947年12月18日的《中央日报》上。可惜上海高等法院也是个拿钱推磨的主儿，主文写得很“别致”，把上诉人英商远东营业公司与邢鼎丞分开来对待了：“原判决关于驳回后开部分及诉讼费用废弃。确认上诉人邢鼎丞就系争土地有所有权。被上诉人寅丰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应于十个月内，将系争土地及其契单一并返还上诉人邢鼎丞，并将该系争土地上篱笆及建筑物除去。上诉人英商远东营业有限公司之上诉驳回。上诉人邢鼎丞其余之上诉驳回……”这么看来，上海高等法院的确比上海地方法院要聪明得多。寅丰毛纺织公司指责新沙逊洋行是外国人，按照中国法律，外国人的确不应当拥有租界以外的土地，但是邢鼎丞是中国人呀，那土地原本就是邢鼎丞出面买的，那就判给邢鼎丞不就行了吗？至于英商新沙逊洋行及其远东营业公司，是外国人，驳回即是。至于邢鼎丞是名义上的买地人，实际上是为新沙逊洋行买的等等，关法院屁事，根本不予理睬。这么一来，反倒让邢鼎丞拣了个大便宜了，假地主转眼要变成真地主了，沙逊还是一寸土地也捞不着，沙逊当然不会答应。寅丰毛纺织公司这回要吃亏了，被判“应于十个月内将系争土地及其契单一并返还上诉人邢鼎丞，并将该系争土地上篱笆及建筑物除去。”算算时间，十个月后，该是1948年10月份了。但是问题又来了，一是沙逊不同意这个判决，不同意寅丰毛纺织公司将土地契单返还给邢鼎丞，他还要继续上诉。王云程乐得不执行此判，而静观后续之戏；二是，转眼到了1948年，那是国共两党进行最后较量的紧张关头，尤其是1948年下半年，随着国民政府经济管制制度的实行（八·一九限价和金圆券货币政策），整个经济秩序大乱，人心也大乱了。淮海战役等三大战役打下来，上海滩富人圈里人心惶恐，官府里人心思走，司法部门也不认真办事了。上海高等法院的判决并未执行。据说远东营业公司曾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可是还没等最高法院作出反应，上海就解放了。最有趣的是，上海地方法院曾于1948年2月23日致函上海市地政局，转达债权人的要求，“要求贵局禁止债务人寅丰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兼债务人王云程（即王明德）不得就保全地设定任何权利，如推收过户登记或为其他设定权利之行为。”大概这件案子实在是闹大了，上海地政局局长祝平亲自作出答复：“查上开各地，已据寅丰毛纺织染有限公司代表人王明德于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申请推收完毕，领执蒲字第六九二六至六九三一号土地执业证在案。准函前由于注册外相应复请查照为荷。”（1948年3月15日）一个皮球又踢回去了。1951年2月，上海市人民法院委托律师函告新沙逊洋行的远东营业公司，根据新中国土地改革草案规定，外国人在中国所占有的土地将无偿收归国有，奉劝远东营业公司不必再提收回罗根花园之事了。沙逊眼看收回无望，至此才算罢休，这场旷日持久的地产官司总算落下帷幕。解放前夕，王云程与叔叔王禹卿都去了香港，罗根花园仍在寅丰毛纺织公司的名下。工厂在1956年经过公私合营，至1966年成为国营单位。罗根花园的绿地面积后来缩小了很多，成为上海纺织局的工人疗养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纺织局将其租给海南置业集团上海总部。目前，此处花园及园内那栋原先沙逊建造的漂亮洋楼，已公布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属于国家保护的范围而名载史册。没能实现的迁厂计划至于寅丰毛纺厂本身，王云程在抗战胜利后制订了一个很大的发展规划，包括建造新的办公楼和新的职工宿舍。1947年9月24日，他与华基建筑师事务所签订合同，委托该公司为之设计图纸。新的建筑物包括钢骨水泥办公厅一座、职员宿舍一座、女工宿舍两座、男工宿舍一座，定于1948年7月16日前全部完工。施工合同在1948年3月16日签订，那时的金融已经乱了套，工程全部造价竟是300亿元，分五期付清。但是到1948年7月工程完毕付款时，仅仅几个月时间，物价乱得更加离谱，300亿元已经无法抵充原先的价值。王云程很开通，就以一部分港币和二十支双马牌棉纱、二十支红人钟牌棉纱来了结，因为棉纱在当时市面上非常抢手。所以现存合同书的最后就出现了两条附注：“一、本工程全部造价除第一期付国币一百亿元正外，余款二百亿元折合二十支双马纱或红人钟纱一百二十件及港汇十三万五千一百三十五元正”；二、“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三十日止，本合同造价除已付过外结，计净存港汇六万元及二十支红人钟纱三十件。”而这个时候，离上海解放只差一个月了。从注二的王云程的盖章看，那时他还在上海。新的办公厅和职员、工人宿舍造好了，但是还没来得及招兵买马、扩大生产，大环境变化了——三大战役一打，解放军南下势如破竹，很快渡过了长江，上海解放在即。上海纺织业的老板们纷纷打包南下香港和台湾，王云程这时想把寅丰毛纺厂搬到台湾，但是已经来不及了。1949年5月初，寅丰毛纺厂致函上海区毛纺织工业同业公会：“径启者：敝厂拟在台湾筹设分厂，兹交新上海轮装往基隆机器捌拾壹箱、毛条叁拾柒包，上项原料及机器统系自用，并非贩卖性质，为特函请证明，俾免缴纳营业税，毋任感荷。”他们还在为免交营业税的事情往返文牍。上海区毛纺织工业同业公会的人也是一帮只知埋头做生意的老实头，居然在1949年5月17日一本正经地复函：“兹据本会会员寅丰毛纺织染公司函称‘本厂拟在台湾筹设分厂，兹有机器捌拾壹箱、毛条叁拾柒包，交由新上海轮船运往基隆，请予证明’等语到会。查该公司所运机器毛条等件确系运往台湾设置分厂应用。特此证明。”这时距离上海解放只有十天时间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正在组织工人纠察队开展护厂斗争，阻止资本家拆机器迁厂，在这种情势下，寅丰厂是注定走不成了。</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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